《世纪之门》三谈

历史的叙述往往会受到不同时期不同观点的影响。马昭先生的《世纪之门》（云南人民出版社）是一部在整体观念和实际内容上，都与以前的同类著述有许多不同的纪实作品。首先是它能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，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，评论某些事件的历史意义。表现了史家实事求是的精神。其次是作品视野开阔，结构恢宏。从1911年武昌起义到1916年袁世凯逝世，全景式深层次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。作品不仅时间绵长、人物众多、场面廓大，而且对这段历史有很好的总体把握。不仅写出历史的表征，而且揭示出历史的精神和时代的性格；不仅反映当时军事政治的变化，而且着力表现社会道德文化的面貌，使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封建王朝天崩地解的腐朽局面，和爱国志士振兴中华的社会理想。作品另一个特点是站在世纪之交对历史的回眸与展望。作者以他半个多世纪的坎坷经历，感奋于畴昔，沉思于未来，思考下个世纪的社会，如何才能避免重复“革命—失败—再革命”的周期率，作品总结世纪初革命的教训，希望对后世起到警策和借鉴的作用，帮助社会走出历史的怪圈。因而作品给人以历史的沧桑感和厚重感，这是它的新颖和独特之处。

读完《世纪之门》，首先容易引起的话题就是作品的定位问题，应该怎样看待它的体制特征和艺术形态呢？它显然不同于那些人物情节纯属虚构的历史小说，也不同于所谓“七实三虚”的作品，它是严格按史实记叙、有浓重纪实性的作品。作者称是“言必有据，事必有典”，经得起诘难，是一部以小说形式描写的纪实之作。它既是历史，又是小说，是将历史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感染融为一体的作品。那么它又是怎样将历史符号转变为艺术符号的呢？首先是作品采取了一种“计时体”的新颖形式，从所描写的前后五年中，筛选出九十天里的一百个小时，以小时为章节来记叙和概括整段历史。这不同于传统的编年体写法，《世纪之门》的“计时体”，需要作者充分烂熟史料并有真正的史识，才能从纷乱驳杂的史实中梳理出这些关键时刻并展示其意义。这就是发现历史，显示出一种历史的眼光和被选择的美，使文本具有了历史的实证性、精确性和逼真性。《世纪之门》的另一个叙事策略，是完全用事实说话。处理得好的实写的历史，在哲理性与形象性等方面绝不让于虚构的作品。《世纪之门》很少空泛议论，坚持论从史出。有时对史实作一句半句的评点，像是散落在书中的珍珠，对历史起着点化的作用，构成了作品闪射机锋的亮点。作品更多采用共时性的拼贴结构，将同一时间里不同的历史场景组合对照，浅貌深衷地达到臧否人物和评价历史的目的。如写武昌起义时，几位领袖人物都远在国外，这种历史性的缺席就引人深思。又如宋教仁死时只有于右任一人照料，送葬时却有三千多人，死后更大兴讨袁之师，也使人想到观点的分歧和世态的炎凉等等。作品只是摆事实、理线索，结论留给读者去做。对于关照现实，让历史走进今天，作品也没有简单加以比附和叠合，没有一句生硬攀扯现实的话，但关于某些官员贪污腐败、争权夺利、甚至三妻四妾等等，又像句句说在现实上。这种“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”，正是作品高超之处。